母亲百年祭

作者:李玉琢          发布时间:2017-11-29          浏览量:88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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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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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若活到今年该是一百岁,可惜母亲在她6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不仅因为她生了我,她的许多优秀的品德一直是我人生的明灯。

母亲是一个农村的小脚女人,一辈子连名字也没有。她个子不高,也没有文化,却拥有无穷的能量和不凡的见识。她和一辈子踏实勤劳的父亲一起辛苦抚育了我们兄妹四人,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坚韧与坚强,支撑我们的家。直到母亲去世,虽然贫穷并没有远离我们,她却将自尊自强勤劳朴实的本色留给了我们,成为永久的财富。

母亲是1982年去世的,因半身不遂,逐渐加重,最后完全不能动,前后迁延三年多,由老父亲以及弟弟弟媳伺候到最后一口气。

1979年春,女儿李娲出生之前,弟弟带着新婚的媳妇还有手脚已经不大利落的母亲,到北京。一则旅行结婚,一则也想在北京给母亲看看病。与此同时岳母带着刚上小学的妻弟来京伺候月子。

母亲见我的当天,就把我叫到一边,说:“来了这么多人,玉林又结婚,你得花费不少。这是300元钱,你交给玉林吧,就说是你和高丽雅给他们结婚用的。”母亲自己有病却还替我想到了这些,推辞再三,母亲还是强塞给我。捏着饱含母亲心意的300元钱,一时竟哽咽的不知说什么好。

结婚时没有房子,和丽雅分别住在计算中心的男女宿舍里。五个人的到来,一时间让我焦头烂额。计算中心的领导体谅,专门腾出一间宿舍给母亲、弟弟、弟媳,我和丽雅住到计算中心七平米的锅炉房值班室里。在朋友处借了一间房安置岳母和小舅子。当时的工资极低,我和妻两个人一个月一共78元钱。好在那时候物价水平很低,大家生活也要求不高,因此仅仅增加五张嘴也困难不到哪里。不知是精神压力太大还是怎么,临产本还有一个来月,丽雅的羊水竟提前破了,有早产症状,提前住进了医院。

工作不能请假,医院也要去。一早一晚还要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到五道口扎针灸。每一次,我要搀扶着母亲坐上自行车后座,母亲在后面紧紧搂住我的腰。那是几十年来,母亲与我最后相处的日子。那时母亲想吃糖,我就买了水果糖让她含着,还专门到天安门前与她一起照了相。

一天早晨,我第一次见小脚的母亲在院子里跑步,我知道她想通过锻炼改善日渐麻木的腿脚。我的心里在滴泪,我痛恨自己无法根治母亲的病痛。

记得在京期间,母亲自己买了一块灰色的布料,自己剪裁,一针一线,居然给自己缝制了一件带大襟的衣服。妻和岳母为此都很惊奇。

李娲出世了,告诉母亲是女孩儿,我以为她会失望,不想母亲竟很高兴:女孩儿好呀!然后把自己的棉裤用剪子剪成一块一块的,告诉我:拿去吧,给孙女作尿垫子。那种由衷的兴奋和喜悦,我是感觉得到的。

女儿的名字也与母亲有关。母亲和弟弟弟媳刚到北京不久,我和丽雅曾带他们到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看过一次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节目,当年轻漂亮的报幕员自报家门“我是罗娃”的时候,我听到母亲轻轻说了一句:这名字好听!给女儿起名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的赞美,于是叫李娲。

也许因为有病,要强了一辈子的母亲,唯恐儿女嫌弃她。一天丽雅拉着我在计算中心的院里给岳母、妻弟照相,母亲看到了,见我们没有叫她,以为嫌弃她,赌气不吃饭,吓得我不断哀求,最后都跪下了她才消了气。

我唯一一次威胁妻离婚,也是因为母亲。一天早晨丽雅突然大叫:谁把我毛巾弄脏了?我一看果然有点脏,赶忙制止她:“除了我,只有母亲,你这样喊叫,母亲听了会多心的。”丽雅不依不饶,还要叫,我急了,大喊一声:“高丽雅,如果你这么不懂事,这么不体谅我的母亲,咱们离婚好了。”丽雅被我的送母亲回家,需要买一张卧铺票。我大半夜去北京站排队,仍然排在后面。早晨开窗卖票时得知,此列车只卖18张卧铺票,我恰好排在20人左右,急得挠耳抓腮。事有凑巧,大概喊到14号的时候,半天没人应,我立即从后面挤过去,一边喊,是我是我。好在热心查号的几位也许早都拿到票走了,我就这样冒名顶替,给母亲买了一张回家的卧铺票。

临行前,母亲说头痒,我平生第一次给母亲洗了一次头,发现有许多的虱子,连续换了四盆水。又用梳子、篦子反覆地梳理母亲灰白的头发,然后拧成一个髻,别上头卡,笼上头网。

转过年七月,弟弟的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回!我急忙请假赶回。躺在炕上的母亲只有眼睛还能动,见我跪在她面前,一滴眼泪从眼窝里流出。当时住在虎林的老舅和辽宁老家的大哥也赶来了。第二天下午,母亲气息衰微,已经被抬到门板上。我摸着母亲的脉搏,一点点消失,她额头的一根斜的皱纹越来越深,接着重重呼出一口气,母亲走了。

我跪在地上,号啕大哭。

母亲丛氏,1914年生于一个还算殷实的农家。20岁由同父异母的大姐(我的大姨)做媒嫁到李家,那一年父亲22岁。那时,李家已家道中落,做私塾先生的爷爷虽然从太爷手里继承大半家业(40“天”地产),由于抽大烟,很快被做保长的二弟(我的二爷)给卖光。伯父和十几岁的父亲,只能给人种地。由于勤劳、肯干,到结婚时,虽然没有土地,但有马、有车,可以佃地耕种,交租子。因此土改时,家中成分被划为“佃中农”,说明日子还不是一贫如洗。

母亲身高也许不到一米五十多,裹小脚。虽大字不识一个,却明白事理,做事利落。近六十岁的时候,与比她小十多岁的邻居大婶到十几里地外的正阳镇买大米,她扛一带米先回到家,又回头接那位大婶。这是母亲去世后,邻居大婶亲口对我说的。

母亲一辈子要强,能干,家里一把,地里一把,没有什么她不能干的。父亲老实,一辈子言听计从。我只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还在辽宁农村——孙家屯,父母打过一次架,两人撕扯在一起。母亲一边撕扯,一边不忘回头喊我:快去叫老孙家二大爷来拉架。那是我见过的父母唯一的一次打架,因为什么,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母亲一共生过九个孩子,我现在的哥哥的上面还有一个大哥,爷爷给两个孙子起的名字,大哥叫李玉栋,二哥叫李玉梁,希望他们将来成为栋梁之才吧。结果大哥很小就死了。父母觉得爷爷起的名字不吉利,在爷爷去世后,把二哥的名字改做李玉福。我与这个活下来的二哥之间差十二岁,据说中间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很小都死了。到我出生时,为了让我好活,便放到锅灶下面,从灶火口拖出来,说这样主动过一次鬼门关,就好养活了。母亲说,裹着小被拖出来的我,蹭了一脸的灰。我真的活下来了,后面的妹妹、弟弟也都活下来了。只记得,在弟弟的下面还生过一个妹妹,但我连面儿也没见过就死了。

小时候觉得母亲脾气不好,动不动操起笤帚就打,或者拧我们的腿。现在想想,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任谁也难有耐心和好心情。我们全家人的衣服、鞋,都是母亲一早一晚一针一线缝制的,从来没有买过。衣服、鞋破了母亲都给缝补的整整齐齐,唯恐别人笑话。有一次,我穿上母亲做的新棉袄,上学路上在冰面上走,却不小心掉到水里。我很害怕,这一次母亲不仅没打我,还赶紧让我脱下湿淋淋的棉袄,钻到被窝里暖和。

我们最爱吃母亲在柴锅边贴的玉米面饼子,带嘎巴,又甜又香又脆。过年时杀猪,我常常站在锅边看母亲煮肉。母亲用筷子扎到肉里,见熟了,便把猪脖子的肉切下来,给我盛一大碗,常常吃到半碗就腻住了。有时不注意喝了凉水,又会跑肚拉稀,年也过不好。

  母亲不识字,但对几个孩子的念书格外上心。农村教育落后,农民对孩子上学大都不那么重视。哥哥初中毕业后父母没有让他回家种地,而是送到不用交学费的五龙背师范继续读书。哥哥 1958年毕业,一直在农村中学教书,成为很出色的中学校长。

从农村到城市,贫困一直与我们为伴。每一次到开学的时候,我和妹妹弟弟都犯愁:学费、书钱怎么办?母亲靠卖鸡蛋、卖猪来供我们上学。即使在鸡西,也是父亲一个人上班,一个月才挣45元钱。我怕父母负担太重,写作业的本子都是在附近造纸厂的废纸堆里捡废纸订本子。

读初中的时候,每次母亲让我到街里买粮,我都会花一两毛钱到书摊儿上看小人书,精明的母亲知道我把零钱花了去看书,从没责备过一次。每次一到吃饭,我也一边看书一边吃,母亲尽管会说,连吃饭都不好好吃,但我知道她是喜欢的。每次放假,问的第一句话常常是,考第几呀。如果是第二,我竟觉得对不起母亲,只能抱歉地说:下次一定考第一。在决定我上不上高中的时候,记得父亲动员我考中专,早工作,早挣钱。母亲认为我不念书可惜了,坚决支持我上高中。同样,在我25岁,同龄人已经纷纷成家立业的时候,母亲不为所动,依然支持我去上大学。

妹妹后来上鸡西师范,弟弟上“七二一”大学,都得到了母亲的支持。这些见识不凡的支持,决定了我们后来的道路,也成全了我们的一生。

对于我们的婚事,母亲对弟弟妹妹态度很明确:你们二哥在外面做事,我没法管。你们的对象得我说了算。我带妻子第一次回家,母亲把我拉到一边,只问了一句:年龄有点小(当时妻22岁,比我小8岁),不知能否过日子。便再没有说一句。晚饭后母亲把丽雅叫到一边,将200元钱交给她,说:“姑娘,别嫌少。你能跟我家玉琢好,是有福呀。”——这就算是认可了这个媳妇。在家里摆了两桌,请了请周围的邻居,我们的婚事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办了。

1973年我到北京读书、工作后,每次回家,母亲都过节一样高兴,把最好吃的做给我吃,每次离开,母亲都送我最远。每次回头,都能看见她依然站在大路中央,一直在望。弟弟妹妹后来都说:“妈从小偏爱你,就因为你念书好。家里什么活都支使我们干,不让你干。”

母亲一直想把留在辽宁老家教书的大哥办到鸡西来,想让儿女尽量都在自己的身边,几经努力未成。于是让大哥先是把大孙子,后来是大孙女,留在身边照顾了好多年。

母亲在我们居住的那一带颇有些威望,不仅因为她的孩子都有出息,还有一个在北京读书,还因为她对周围邻居的无私帮助。邻居们都是农业户,只有我们家是职工户,挣现钱,吃商品粮。因此邻居们来我们家借点钱、粮、油是经常的事,母亲从来都能帮则帮,从不问还与不还。

一次,生病的母亲在院子里晒太阳,看到第二天就要出嫁的邻居荀家的姑娘转来转去,愁眉不展,便问:“姑娘,都要出门子了,有什么难事?”姑娘说:“二大娘,不瞒你,明天到人家,我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母亲二话不说,立即掏钱给她:“姑娘买衣服去。这钱算大娘送你结婚的贺礼。”

我跟哥哥、妹妹、弟弟议论过:如果母亲有点文化,一定会更了不起。

母亲户口本上写的名字为“李丛氏”,她自己曾起过一个名字——丛桂花,是在工厂里做临时工领工资的时候用的,这个极短暂的名字,除了我,恐怕没有谁还记得。

母亲生前只有一个愿望:死了,别火化,怕疼。父亲为母亲准备了一口棺材,一直藏在棚子里。又在鸡冠山东面的山坡上,亲自给母亲选了一个墓地,背依青山,面向大河。周围邻居纷纷来帮忙,连夜出车将母亲安葬在鸡冠山的东山坡上。那时侯,已经不允许土葬,但母亲土葬的事一直没有人告发。多年后,鸡西一个工程从墓地经过,负责工程施工的年青人,是得到过母亲帮助的老邻居。他告诉我:“工程线路正好经过二奶的墓地,我一看这哪能行,立即让人修改图纸,改线路。”——工程真的改道了。

转眼间,32年过去了,我和弟弟妹妹也都进入花甲之年,我们皆已儿孙满堂。哥哥甚至有了重孙子。这么多年,每一次跪在母亲的墓前,我们都心怀感激与思念。我一直觉得,母亲从没离开过我,就在我的头上看着我做人,做事。我不敢偏离一步,我怕她骂我、打我。

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母亲的文字,竟写不出,任何文字似乎都无法描述和表达母亲的深厚恩情于万一。

谨以此文献给天堂的母亲。

2014-7-2

2014-9-29修改

2014-12-8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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